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胡慧茵广州报道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的经济实力也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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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凯南-弗拉格勒商学院教授丹尼斯·西蒙在接受《全球财经连线》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领导层将解决所谓的城乡差距视为要务，并确保这一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缩小，从这点来看，中国政府在确保每个人能共享繁荣方面做得相当好。
谈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丹尼斯·西蒙认为这与创新驱动紧密相关，“中国在创新驱动型经济或知识经济领域发展得很快，逐渐改变原本的增长方式。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大学，学习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或先进的电信工程，中国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创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意味着中国的工作场所将会发生一些变化。丹尼斯·西蒙认为，未来将会有更多机器人，更多的自动化、人工智能的使用，比如智能汽车、智能城市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领导层很有意愿进行投资，并试图推动社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发展非常健康。”他说道。
中国确保尽可能多的人分享繁荣成果
《全球财经连线》：你曾用“奇迹”一词来形容中国40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有哪些变化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丹尼斯·西蒙：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我一直关注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个进程。在这个过程中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大众生活质量的提高。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食品营养有所改善，医疗保健也得到提升，教育也有所改善。最近几年，可以说有了一个完整的国家交通系统和通信系统，人们现在能在全国范围内以可承受的价格畅顺地通行。这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中国沿海地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显然一直处于发展的领先位置。中国领导层将解决所谓的城乡差距视为要务，并确保这一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缩小。我认为中国政府在确保人人能共享繁荣方面做得相当好，这并不容易。你知道中国有一句关于经济改革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看来，我认为结果不言自明。
《全球财经连线》：中国式现代化是国际社会的聚集重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具体有哪些特点？
丹尼斯·西蒙：对我来说，有些改变是非常突出的。其中之一是教育，即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改革各年级教育的努力，包括在高等教育系统中进行一些重要的改革，并确保中国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学习、研究和培训机构。所以我认为教育投资非常重要。其次，我认为是医疗体系的改善，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以确保普通中国公民获得良好的医疗保健。政府花大量时间建设医院，改善医疗保健系统，努力使药品保持低价，使每个人都能负担得起。
我认为第三个因素是坚持对外开放，这是关键的一环。在历经疫情之后，我们看到外国人回到中国，既有经商的人，也有学生、游客，他们都回归了。而且我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普通市民提供高质量住房，同时建设交通基础设施。高铁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许多城市，可以看到现代化的地铁系统为工作者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我认为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环境的改善。若要补充一下最近的事情，我认为中国的数字经济，也就是所谓的无现金社会，也非常重要。中国一直是电商的全球领导者，在为支付宝和微信等提供基础设施方面，它一直是领导者。我认为中国已经开始行动，有能力跳过西方现代化的一些阶段，直接进入数字化的下一个阶段。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中国在确保尽可能多的人能分享繁荣的成果。
中国在创新经济方面快速发展
《全球财经连线》：你曾说中国已经不再只看GDP数字的增长。中国是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
丹尼斯·西蒙：我认为随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必须提高增长质量，现在中国评价官员们的标准已经变成增长的类型以及增长的来源。我认为这与所谓的创新驱动型经济、知识经济的到来有关。中国在这些领域发展很快，有望改变原本的增长方式。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大学学习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或先进的电信工程。让年轻人承担未来的工作，中国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我认为中国的工作场景将会发生一些巨大的变化，这也许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的机器人、更多自动化、更多人工智能的使用，像智能汽车、智能城市，这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回到高质量发展，我认为领导层很有意愿进行投资，并试图推动人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对于中国来说，这样的发展非常健康。
《全球财经连线》：你曾提到中国正变得更加市场化。在科技领域，市场化将如何影响中国科技业的发展？
丹尼斯·西蒙：政府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创新的源泉来自技术创业，在有些情况下，虽然自上而下的方法很有效，而且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效果很好，但最终，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科技企业家是真正推动科技进步的力量。我们需要确保企业家有足够的空间，在市场中追求他们的利益。
竞争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竞争中会有赢家和输家，而通过竞争，会出现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信息，这将有助于刺激技术进步，并有助于确保这是一个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并不反对政府发挥作用，我认为这很重要。还有一些社会问题，如医疗保健，有时市场并不总是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当人口有限，市场规模较小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制药公司或生命科学公司，来开发下一代技术，他们需要政府的支持。
一般来说，我认为一个开放和自由的市场有助于激发这些企业家的能力。最近大学和企业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被鼓励激发他们的企业家才能。尤其在中国，中国有大量大大小小的高科技园区，有很多不同的资金来源，包括来自中国和国外的风险资本来支持创业。所以我认为，只要不去过度干预市场，创新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好的。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之外，有下一代公司的出现，它们将引领中国技术的进步。正如我所说，这可能将成为推动数字经济的因素。最后，我认为最好的例子是电动汽车行业，我们可以看到它发展的速度有多快，以及它变得有多先进。因为良性竞争有助于推动电池技术、汽车性能和安全性的发展。这说明市场是如何以一种非常积极的方式运作。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难被替代
《全球财经连线》：随着全球供应链格局和国际分工加速调整，中国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丹尼斯·西蒙：当前有一些公司在谈论将供应链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许多像苹果这样的跨国公司花了很多年来建立有效的基础设施，这样它在中国的供应链才能像过去一样运作良好，这有助于苹果的长期成功。对苹果来说，将供应链的关键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并不容易。比如中国台湾的公司富士康和鸿海科技，在与苹果的合作中，作为其主要的制造商帮助苹果发展其产品和能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是，没有多少国家拥有中国建造的那种基础设施，可以轻松提升供应链的这些部分，并将其运往世界各地，我认为很多公司都不想看到这种情况发生。
坦率地说，他们希望看到的不仅是（中美）双边关系的改善，而且他们希望在中国与中国公司合作，并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发展。正如我提到的，在机器人、自动化技术、智能化等领域，会在未来的商品和服务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球财经连线》：IMF预计，今年的经济放缓主要集中在发达经济体。你怎么看中国经济稳增长对全球经济的溢出效应？
丹尼斯·西蒙：普通消费者正变得越来越成熟。你知道以前一些外国品牌的东西只在中国销售，因为它打上了外国公司名字的烙印。但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我们能看到特斯拉在中国市场面临着非常困难的时期，因为它与比亚迪竞争，我认为在食品和服装等方面的竞争也是一样的。因此，我猜测中国有足够的资金继续保持5%至6%的可持续增长，至少在最低水平上是这样。
创新驱动的经济能够获得更大的动力，我们甚至可能在未来看到更高的增长水平，新的产业一直在中国层出不穷。航空航天工业在中国将会变得非常有趣，现在C919大型客机已经生产出来了，并且在中国的航空工业中使用。我认为我们将开始看到中国成为航空航天领域的关键参与者，加入空中客车、波音、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的行列，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因此，中国经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些事情可能会成为重要的增长来源。
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增长引擎
《全球财经连线》：去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13万亿元人民币，跻身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十。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有怎样的发展潜力？
丹尼斯·西蒙：关于大湾区，有几件事引起了我的兴趣。首先是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已经建成的大学数量，包括合资大学。我认为这个地区将会成为未来非常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这意味着它将会成为未来吸引人才的地方。我认为，该地区的地方经济官员指望有大量优秀人才来经营，那里将会出现的下一代公司和行业。
我感兴趣的第二件事，是资本自由流动的安排非常重要。我们不仅看到良好的人员流动性，还看到资本的流动性，以及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第三，基础设施，包括正在建设交通、通信等设施，这一切都与支持长期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这一地区不仅与中国其他地区相连，也与亚洲其他地区相连。
最后是人才，但是我想再次回到创业的概念上。我认为大湾区将继续成为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增长中心，能够对中国其他地区产生影响。不仅是作为一个模式，而且是作为增长的引擎，中国南方一直扮演着这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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